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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医大师、西安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杨震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数十年，学验俱丰，发扬经典，别出机杼，先后提出了“六型相火”“治肝五论”“治肝十法”等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。现简述如下。

“八十三岁不算老，杏林耕耘育新苗，老牛自知桑榆晚，不用扬鞭奋力趵。”

这是国医大师杨震在今年生日之际即兴写下的一首诗。

首倡“相火气机学说”、归纳“治肝十法”、创立黄元御长安学术流派……正如诗中所言，在杏林躬耕６０余载，从未离开过临床一线的他，对中医药事业始终怀揣一颗赤忱之心。

在三秦大地乃至全国，杨震的名字是无数患者心中生的希望。每周６次的出诊，是这位耄耋老人最喜欢做的事。

在诊室，杨震的水杯不是放在手边，而是放在身后的窗台上。他的学生说，老师是为了减少喝水，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患者。

坚守初心　热爱中医

“因为家中亲属多从事医药工作，在家人的熏陶下，我从小对中医药十分热爱。”杨震回忆道。１９５９年，自西安高级中学毕业后，杨震毅然选择学习中医，并如愿考取了半工半读性质的西安市中医讲师团徒弟班，学生上午在课堂集中上课，下午便跟师学习。

在讲师团学习的五年，也是杨震熟读经典的五年。他先后学习了医古文、中医四大经典、各家学说及中医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针灸、骨伤等知识，以及生理、解剖等必要的西医知识。

当时，老师要求学生们背诵中医经典原文，杨震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拿着自己总结的笔记本不时地翻阅背诵，手不释卷，练就了中医经典可脱口而出的功底。

半日随师临床期间，杨震先后拜师于著名中医专家、陕西省八大名医之一、丹溪学派传承人王新午，清代御医黄元御第五代传人麻瑞亭两位老先生，成为他们的入门弟子。

在临床上，王新午擅长运用相火学说诊治疾病，麻瑞亭则擅长应用黄元御气机升降学说诊治疾病。老师们告诉杨震，想学好中医，一定要学通六子学术，即外感法仲景、内伤法东垣、热病用河间、杂病用丹溪、温病从叶吴。

“随师侍诊，耳提面授，我正式步入了医学的殿堂，并感悟到两位恩师的德高医精，更加坚定了我从医的信心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得益于两位恩师的指点和教诲。”杨震感慨道。

１９６４年，杨震被调到西安市北大街中医门诊部工作，当时门诊部有４位中医大夫，专业分别为心病、肺病、脾胃病、肾病，唯独缺肝病，因此，杨震就被指派学习肝病专业。刚工作的他不畏困难，一切从头开始学，并主动向西安中医肝病专家沈反白和传染病专家余榕学习。“勤于学而敏于思”，自此，精研肝病就成了杨震毕生的努力方向。

青年时期的杨震勤学好思，勇于担当。１９６４年冬季西安麻疹肺炎大流行，他负责西华门地段麻疹肺炎患儿的家庭病床工作，采用内服外治灌肠及擦洗相结合，２０多个患儿均治愈。１９７８年冬季出血热流行，杨震带队到灞桥区水流乡治疗出血热。为救治一位病情危重的昏迷患者，他独守治疗三天三夜，使其转危为安。医疗点共接收了３０名出血热病人，无一例死亡。１９７６年唐山发生特大地震，他被派到唐山接收两批共３６名软组织损伤患者，运用中医外伤治疗方法，缓解病痛，缩短了病程。

杨震不但自己热爱中医，还希望家中子孙都能喜欢医学，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。“我对子孙们的要求就两条：第一，我的后代都要成为共产党员；第二，希望他们都能为传承中医药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”目前，家族中三代２０多人均从事医学工作。

１９８８年，杨震（右）和老师麻瑞亭的合影。

师出名门　精研肝病

穿上白大褂，精神矍铄的杨震看起来丝毫不像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。

“你看这舌苔是黄腻的，这是典型的湿热相火，‘火’已离位。打个比方，你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，但是，你跑到别人的岗位上恣意妄为，既影响了别人的工作质量，又空缺了你自己的岗位责任。那么，机体的相火也是一样。在本位发挥作用的是生理性相火，若窜到非本位发出异常火热的那就是邪火，即病理性相火。与此同时，又导致本岗缺位出现能量不足。”杨震的比喻让病人顿时明白了其病症所在。

与病人沟通的同时，杨震也不忘给跟师的弟子们传授经验。“患者胃里感觉热、出现口腔溃疡，这都是相火移位的结果。本来这股相火应该是在下焦暖肚子的，结果现在跑到胃和口腔里，形成了病理性相火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引火归元，而非杀灭此火。只要让这团火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患者就可病愈。”

在王新午、麻瑞亭两位恩师的学术思想启迪下，杨震潜心研究相火理论，在临床上对肝胆疾病的诊治颇有心得。根据肝脏“体阴用阳”特点，经过多年的肝病诊治实践，他观察到临床上此类病人常易出现“用常有余，体常不足”，符合相火学说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理论。

他解释说：“相火是人体生命之火，人体阴阳、气血、情志、脏腑气机失调是导致所有疾病的根源，所有疾病均为相火气机运行失调引起的。”他在肝病的临床诊治中创新性地应用丹溪相火理论指导临床，把肝脏等部位所产生的局部内生火热按“病理性相火”这一理论去研究，提高了对病毒性肝炎病机的认识水平，并总结提出“相火气机学说”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。

在二型相火证治的基础上，杨震按肝脏疾病的发展过程将病理性相火分为六型，即郁热相火、血热相火、湿热相火、瘀热相火、阴虚相火、相火虚衰，补充了相火分型与治疗方药的不足。同时提出“治肝五论”，即肝主相火论、肝主气机论、肝主疏泄论、肝主敷和论、肝主腠理论，丰富完善了中医治肝理论。

本着执简御繁的原则，他又将肝病的治疗归纳为“治肝十法”，即凉血解毒法﹑芳香化浊法﹑疏肝理气法﹑疏肝健脾法﹑疏肝利胆法﹑柔肝养阴法、和肝健补法﹑清肝熄风法﹑活血化瘀法﹑通络利水法。在此十法的指导下，组方４０余首，根据患者不同情况，分别施用于肝病临床的不同证型，疗效显著。

患者王阿姨１９９６年被诊断为乙肝肝硬化，先后经多次治疗，但病情仍时有反复。王阿姨慕名找到杨震，他详查病人后指出，依据“六型相火”肝病辨治方案，结合患者症、舌、脉表现，辨其为“阴虚型腹水”，治以经验方“甲苓饮”加减以滋阴利水、散瘀清热。

“此证型腹水，因病情迁延日久，耗气伤阴，病机复杂，治疗当不以利药图快，不用峻剂逐水及攻破克伐之品，以免加重病情。该方治疗滋阴而不敛邪、利水而不伤阴，使源清流畅，可减少上消化道出血、肝昏迷的发生。”杨震说。经过多年的中医药治疗，如今，王阿姨病情稳定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，仍在后续随访治疗。

“我３０多岁时因乳房疼痛，到别的医院看，医生就说是乳腺病，可是开的药吃了也不管用。疼得难受啊！我下决心也排队找杨震医生看看，没想到，吃了他开的７服药后，就不疼了。从此，我有病都找他看。”年近８０岁的患者魏女士说起她成为杨震“铁粉”的经过。

杨震临床擅治肝病、郁病、心病等内科杂病，以朱丹溪相火学说及黄元御气机学说指导临床而蜚声医坛。像魏女士这样的“铁粉”，全国各地还有很多。

注重科研　肩负使命

在数十年肝病诊治实践中，杨震也曾遇到过不少问题。

“以乙肝治疗为例，乙肝是常见多发病，病程长，难治愈。辨证治疗效果虽好，但长期服汤剂既不方便也不经济，这为许多患者的治疗带来了阻碍。”为此，杨震将应用“相火论”的观点研制新药治疗肝病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。

１９７８年起，他牵头在西安市中医医院等三所医院系统观察了３４１例乙肝病人，归纳主症后发现烦躁、胁痛者占全部病例的６５．７％，纳差者占４２％，乏力者占５４％，说明乙肝主要病因是郁怒伤肝、饮食失调、正气不足。在病程上，早期表现在气分，后期表现在血分。通过大量的病例观察，认为乙型肝炎的主要病因病机可归纳为毒、热、湿、瘀、虚五大因素，而中转环节是“肝经血热”。

鉴于以上认识，杨震综合清热解毒、凉血祛湿、理气活血、扶正养阴几个法则，研制成了“碧云砂乙肝灵”冲剂，显著提高了疗效，在１９８８年上海肝炎疫情大流行的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之后，杨震继续在科研之路上不断前行，共研发院内制剂１３种，目前均用于临床。先后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３项，荣获西安市科技进步奖一、二、三等奖共６项。

１９８８年，杨震担任西安市中医医院院长，提出了“一体两翼”的改革思路。“一体”即科技兴医，“两翼”即中医特色和中医现代化。“我认为，中医药学可借助、利用现代科技来服务自身发展，从中医的理法方药各个方面有所突破，这样才能与时俱进。”他说。

他在任期间，医院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具有中医特色的二级分科和专病专科，做到了“院有专科、科有专病、病有专人、病有专仪、病有专药”，医院的床位从３００张发展到近８００张，固定资产增长１１倍，业务收入翻了３番。

“在任院长期间，我非常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，先后赴前苏联、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韩国等国家进行学术讲座，传播中医药文化，扩大中医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。”杨震介绍。

同时，他曾担任陕西省第八、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，先后提交“陕西省中医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”“关于加强陕西省中医事业法制建设、制定我省发展中医条例的建议”“关于乘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发展陕西省中药产业化的建议”“关于中医职称晋升中有关情况的反映”“关于加大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”等１０余项议案，推动陕西省中医药条例的制定与颁布，为陕西中医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。

在新冠疫情期间，杨震作为陕西省新冠中医药救治专家组首席顾问，研制预防方“百芦御感汤”，起到了很好的预防效果。他亲自指导陕西省新冠定点医院救治组专家中医药治疗工作，应用黄元御“一气周流”理论，简化辨证过程，提高临床疗效。针对新冠恢复阶段患者，带领团队积极承担陕西省新冠应急专项项目，研发院内制剂“宣肺达郁颗粒”，向全省推广，促进患者康复，防止瘥后复发，为疫情防控作出积极贡献。２０２１年被授予“陕西省中医药突出贡献奖”称号。

杨震（前排中）与团队成员。

倾囊相授　流派传承

“师带徒倾囊相授不保守，徒承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这是杨震一直以来带教弟子秉承的理念。

“中医传承，传的是中医理论经典，即常说的‘四大经典’，这是中医的‘基因’；承的是老师的临床经验，是诊断技术、诊治思路、诊治方法的具体体现，是能否诊治好疾病的关键，也是老师‘真本事’的体现，这是中医的‘血脉’。”杨震说。

杨震十分注重临床带教工作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从医６０年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学生。每次上门诊，他都对弟子们讲理论、传经验、教方法，手把手地传授脉诊及腹诊，给病人开方时都会给学生说开某汤、某饮、某散。他说：“看病开方是很严谨的，所有病症都有其对应的汤方，开处方一定要有切实的根据。如治疗阴虚型肝腹水的甲苓饮、治疗湿热型肝病的桃红化浊汤、治疗病毒性乙型肝炎的白茜汤等，都必须做到病症与病机相符。”

“在我４３岁时，机缘巧合，有幸成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，跟随杨震老师学习。我以前常常以西医思维模式指导中医治疗，杨老师常对我说，高明的医生是以‘理’治病，‘理’就是中医的基本理论。记得杨老师曾治疗一位慢性乙肝且颜面部有皮肤肿瘤的患者，在治疗１年时间后，患者颜面部瘤体自动脱落且无疤痕。为什么颜面部的皮肤肿瘤通过治肝病会自行脱落？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杨老师，师言‘肝主肌腠’。老师一句话令我茅塞顿开。”弟子王少波谈起自己的跟师体会，感慨地说道。杨震就是这样用中医理论引导他回归到中医思维。

２０１８年，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长安医学研究工作。作为黄元御流派第六代传人，杨震创建了黄元御长安学术流派。流派一脉传承，以师带徒方式加强黄氏医学学术思想的传承，在理论、诊疗技术、优势病种、中药制剂、中医药文化上的特色优势，开展多层次的科学与文化研究，逐步形成“有理论、有人才、有专病、有成果”的黄元御长安学术流派中医药理论及文化体系。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，“黄元御相火气机诊疗法”获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目前，黄元御长安学术流派人才济济，团队挖掘、整理杨震应用“相火气机学说”辨治肝病的学术经验，经过几代人传承与发展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肝病诊治体系，临床实用性强，疗效确切，在省内外１０家医院推广应用，广受好评，累计治疗患者７１万余例次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。

“今后，我们将继续挖掘黄元御学术思想内涵，对流派学术思想进行深层次的研究，整理及出版相关书籍，做好黄元御学术经验传承创新工作，争取申报国家级学术流派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同时，加强与其他流派工作室联系，向他们学习、取经，以便在下一步工作中更好地进行流派学术经验的传承与发展，开拓思路，积极申报国家级的科研课题。”杨震说。

面对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，杨震感慨，只要年轻一辈中医人勤于学习、善于继承、敢于创新，那么，祖国医学必将不断发展壮大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“杏林逢盛世，杏坛多高师；林海竟华盖，乐为林径石。”在采访的结尾，杨震朗诵了自己作的诗，该诗名为《杏林春》，“中医的春天来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国医大师、西安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杨震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数十年，学验俱丰，发扬经典，别出机杼，先后提出了“六型相火”“治肝五论”“治肝十法”等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。现简述如下。

秉承相火学说，提出“六型相火”

杨震师从丹溪学派传承人王新午先生，精研相火相关理论。他指出“相火学说”是在《黄帝内经》“少火、壮火”说的基础上，继承刘河间、李东垣等之观点，由朱丹溪提出的内生火热理论，认为阴阳不和是疾病发生的根本，治疗应“调和阴阳，以致平衡”。

杨震将相火学说运用在肝病的辨证中，认为肝内寄相火，体阴而用阳，只有在“血养其本，气资其用”的前提下，肝才能调畅敷和而不病，否则最易导致“阳用有余，体阴不足”的病理变化。其在临床辨治肝病过程中应用“相火论”的观点，创新性地把肝病所产生的局部内生火热按病理性相火论治，并按肝病的发展过程将病理性相火分为“六型相火”，分别为郁热相火、血热相火、湿热相火、瘀热相火、阴虚相火、相火虚衰，据此形成肝病“六型相火”辨治体系。

崇尚气机学说，首阐“肝主气机”

杨震作为清代御医黄元御第五代传人麻瑞亭先生的入门弟子，探究气机理论，认为黄元御的学术特色之一是将《黄帝内经》的左升右降气机运动理论与人体生理功能密切联系起来。并倡导黄氏治疗内伤杂病首重顾护中气、升清降浊，兼及四维的思想，对气机升降理论在肝病诊治方面作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。其认为肝主升发，可协调肺气升清降浊；肝主调畅气机，主少阳升发之气，是少阳为枢的动力源，故提出“肝主气机”，并指出肝病的发病多为气血阴阳的失调和紊乱，表现为肝气失敷和、肝血失奉守、肝阴失承平、肝阳失固密四型，辨证以气血阴阳为纲领分类施治。通过调整全身气机变化来解决局部脏腑病变，为治疗复杂的多脏合病提供了新的辨治思路与方法。

提出“治肝五论”，丰富治肝理论

杨震从研究“肝主疏泄”入手，研习梳理《黄帝内经》、张仲景、金元四大家等历代经典著作及医家对肝脏生理病理特点的认识，厘清了“肝主疏泄”的渊源、意义，还阐释了“肝主敷和”以及“肝主腠理”理论，并结合相火论及气机理论提出了“肝主相火论”及“肝主气机论”，最终归纳总结为“治肝五论”，分别为肝主敷和论、肝主疏泄论、肝主腠理论、肝主相火论、肝主气机论。“治肝五论”的提出丰富完善了中医治肝理论，扩大了肝病诊治范围，拓展了其他脏腑病使用“从肝论治”的理论基础，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。同时，杨震在此五论指导下遣药组方，化裁出补肝颐气汤、疏肝化瘀汤、乌紫解毒汤、白茜汤、桃红化浊汤、解郁合欢汤等临床有效的新方剂。

研集历代经验，归纳“治肝十法”

杨震总结肝病的治疗原则有以下四点：一是疏通气血，调达为要；二是体用结合，补泻适宜；三是明辨标本，缓急有度；四是整体治疗，兼顾七情。治疗用药方面，他研习总结历代经验，尤其推崇清代王旭高按肝气、肝火、肝风三大类提出的治肝三十法，结合自身对于肝病的诊治经验，执简驭繁，归纳出“治肝十法”，即凉血解毒法﹑芳香化浊法﹑疏肝理气法﹑疏肝健脾法﹑疏肝利胆法﹑柔肝养阴法、和肝健补法﹑清肝熄风法﹑活血化瘀法﹑通络利水法，自拟４０余首经验方辨证治疗不同证型的肝病。

辨证首重病机，论治巧取八法

杨震认为病机是辨证的依据、论治的基础，指出辨证时要“审查病机”，施治时要“谨守病机”，遵守“病机”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。他总结出“肝经血热”是乙肝的重要病机，认为乙肝病机为疫毒潜入血分，损伤肝络，肝失调畅，郁久化热，形成血热相火。治疗针对病机予以凉血解毒，自拟经验方“茜兰汤”，该方后被研发为治疗乙肝的新药“碧云砂乙肝灵”。同时提出“肝经郁热”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重要病机，认为本病多因饮食不节、劳逸失度、情志失调、久病体虚、禀赋不足所致，病理基础多与痰、湿、瘀、热有关，针对痰瘀阻络、肝经郁热这一病机关键，以清肝化瘀法治疗脂肪肝，研发出院内制剂“疳脂平片”（口服）、“降脂排浊清肠液”（结肠透析），内治法与外治法并用进行治疗。

对于杂病的诊治，杨震将清代程国彭的八法融于临床实践，比如食物中毒用吐法、肠澼（痢疾）用下法、湿热外感用和法、积聚用消法等，且临床常数法并用，遣方用药细致入微。

注重四诊合参，尤擅诊脉察舌

杨震临证注重四诊合参，强调四诊并用但非面面俱到，临证须抓主要矛盾。他极为重视脉诊，并积累了丰富的脉诊经验，临床常舍症从脉。他指出，肝病患者多见弦脉、涩脉、沉脉、细脉、革脉等，且往往以复合脉出现，临证当仔细辨别。他在麻瑞亭先生临床经验的基础上，推广浑脉和滞脉的诊治，为临床提供了重要的诊疗依据。

针对舌诊，杨震首先辨识“舌神”，根据舌质的荣枯情况判断脏腑气血阴阳之盛衰，以了解疾病预后。他创新性地总结了肝经血热患者舌质边尖红、舌尖有瘀点的特异性体征。他在临床中重视舌下络脉的诊查，认为舌下络脉能更明了地反映人体气血的瘀畅情况，并指出肝病患者舌下络脉异常程度与慢性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的进展演变密切相关。

融合流派特色，提出相火气机学说

杨震在丹溪学派和黄氏医学的学术特色基础上，结合临床经验，提出了以研究人体生命之火及其运动变化为中心的“相火气机学说”。该学说以人体相火气机的生理运行和异常病理改变为主要研究内容。相火气机学说可以把辨证论治中常用的六经辨证、脏腑辨证、八纲辨证、卫气营血辨证等，以辨证的核心内容（即相火气机运行失常）为辨证主体而统一起来，形成一个整体，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一种推理模式。